馬凱｜成也災難敗也災難 平等大纛黯然收

● 馬凱／《經濟日報》前總主筆、中華經濟研究院前研究員

今春爆發，肆虐全球，不知將已於何時的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恐怖災難，足與90年前震驚當世的「經濟大恐慌」相提並論，乃至有以過之。追源禍始，頗有人認為，其為禍如是慘烈，主因就是經濟大恐慌之後，為搶救經濟沉疴及扶持弱勢者而興起的凱因斯學派及福利國家潮流，在昂揚40年，卻被鼓吹小政府、不問人民死活、任由市場自由運作、企業唯利是圖的新自由主義取代所致。於是，討伐新自由主義，再度樹起平等的大纛，就形成一股新興的浪潮。

但在唾棄新自由主義，人類社會再向另一端的平等回歸之際，我們要先辯明，為什麼40年前極力追求平等的大政府主義也飽受撻伐，被拋入歷史的垃圾堆裏，讓新自由主義乘勢而起？它在1970年代究竟遇到什麼挫折？

1929到1933年的經濟大恐慌重挫英美等國的經濟之後，伴隨著自詡為對抗景氣波動特效藥的凱因斯學派俱來的，是懷抱救弱扶危、助人對抗疾病、貧窮等惡魔的所謂「新政」。美國首開其端的，就是羅斯福總统的「新政」，繼之而起的，是杜魯門的「公平施政」甘乃迪的「新境界」，以及詹森的「大社會」，將政府的職能及支出推向高峯。美政府支出到1968年已達252億美元的新高，到了1990年代末期，財政赤字更創下新的巔峰。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的擴張、對貧病疾苦的扶助，以及對市場的干與，一點也不遑多讓。從1948年工黨執政後，英國即不斷加強公費醫療，推動鋼鐵、能源、運输等產業的國有化，提升社會福利，逐步成為社會福利國家。政府支出因而快速增加，到1970年代末期，已接近GDP之半數。為敷所需，稅率也不斷提高，最高稅率提升至83%，加上附加稅，更高達令人咋舌的98%。

如此壓縮個人自由與市場運轉，當然要付出代價；產業的競爭力、經濟效率，乃至成長的動能都大為削弱。在這10年之間，平均經濟成長率低到2.4%，可見一斑。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向來各自為政的產油國家，個個極力增加產量以賺取最多利益；1971年终於在合縱高手的操作之下連成一氣，共同減產、以量制價。全球油價應聲大漲，兩年之間，竟上升350%。

由於石油本是最重要的能源以及石化原料，於是電價、運輸成本、食衣住行各類商品價格隨之飛漲，而且油國之外沒有國家可以倖免。以馬首是瞻的英、美兩國為例，這一次能源危機使英國通貨膨脹率從前10年的平均3.5%，一口氣上升到12.5%；而美國的通膨則從1973年一路上升，一年即升高近一倍，次年又幾乎翻倍，達11%，其後即徘徊於兩位數上下，直到1982年方才降到6%，漸次回跌到3％左右的正常水準。

能源危機也為全球帶來一個新難題，連稱霸30餘年的凱因斯政策也束手無策。過去每見通膨升高，都顯示經濟過熱，景氣興旺而失業大減。彼時凱因斯學派的緊縮有效需求政策即可手到擒來，讓經濟快速降溫，回歸正常。

反之，當景氣低迷，經濟蕭條，失業問題嚴重，即賴凱因斯政策擴張有效需求，而藥到病除。然而破天荒的能源危機，在嚴重通膨的同時，卻令各國經濟停滯。因為物價齊漲完全來自產銷成本被油價大幅推高，壓縮企業的銷售及獲利；廠商乃減產、裁員以應，結果通膨即與經濟停滯一時並至。而且因油價大漲，產油國家獲利大增，卻未增加支出，於是巨量的美元被囤積在其手中，無法回流國際市場，而導致全球陷入通貨緊縮的陷阱之中。

這種停滯性通膨的現象，既不可壓縮有效需求以抑制通膨，又不能擴張有效需求來對治失業及經濟蕭條，使得凱因斯學派的特效藥這退兩難、無計可施，風行幾十年的神話乃頓然破滅。全球各國陷於困境之中，迫切期待新的救星解此疑難雜症。

英國的情况最為慘烈。歷經40年走向國進民退、福利國家之路，重要產業的競争力大為降低，而政府又背負著無比沉重的財政包袱，即使邊際稅率已高到98％，依然無法避免嚴重的財政危機。1976年終於財政破產，被迫仰賴IMF出手融資相救，而條件則為減少財政支出，削減公部門的勞務報酬。

結果導致1978年末到次年春天的基礎工業、公部門勞工，醫生護士，垃圾回收人員及卡車司機等全面罷工，造成了「令人不滿的冬天」。身受內憂外患夾擊下的英國亂象，被冠名為「英國病」，不知何方妙手可以回春。

全球飽受滯漲的肆虐而一籌莫展，做為領導者的美國與英國更在社會福利的壓力及大政府所造成的低效率困境中掙扎求存，於是因應1929到33年的經濟大恐慌，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率先高舉的平等大旗，終於在另一次由能源危機觸發的滯漲中黯然收捲，為下一波自由主義搭好舞台，等待為首的英國與美國再領風騷，舉起另一面追求自由的大纛；但最後也無可避免地被指為新冠疫情的助紂為虐的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