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兩岸同病相憐的國安問題

多少年來一直以超大的人口規模稱霸全球的中國大陸，今年年中即將被印度超車。不僅如此，由於出生率在去年已低於死亡率，總人口數的下降也近在眼前，據官方估計，再過兩年即將發生，比預估的時間早了很多。

對大陸而言，失去第一大國的稱號尚屬餘事；更要緊的是，在「生不如死」的十幾年前，勞動適齡人口已經開始由升轉降。一九九○年代以來的卅餘年，大陸經濟之所以能夠飛躍成長，正是拜數量極多而工資低廉的勞動力之賜。一旦人口紅利衰減，經濟動力亦將隨之削弱。二○一○年之後，其成長率從過去傲人的兩位數一路下滑，美中對抗並非主因；真正的關鍵正在於一方面勞動力逐漸短缺，一方面勞動成本相應提升，更加以官方大力鼓吹「騰籠換鳥」，以人為力量推促工資上升，其整體競爭力即迅速滑落，與新進的東南亞落後國之間的相對優勢也被侵蝕殆盡。

如果此一根本原因無法改善，乃至如日本，隨著人口逐年減少而陷入「失落的卅年」也未可知。死亡率在疫情過後固然會明顯的回落，然而出生率一旦開始下降，要再回頭就難乎其難了。因此當中共終於在二○一六年廢棄了嚴密執行卅五年的一胎化政策，允許生育「二孩」，情況絲毫未見改善，進一步在五年後又放寬到「三孩」，甚至提供種種激勵措施，惡化的趨勢仍日甚一日。中國的強國夢也許單單這一個因素，就將化為泡影。亡羊補牢真的如此困難嗎？

面對如此困境，我們其實毫無訕笑的餘地。因為眼見日本的前車之鑑，有識之士早已大聲疾呼，要當局及時拿出有效對策力求挽回頹勢。甚至在馬總統任內已將此定位為國安問題，必須慎重面對。蔡總統競選時，提出有效對策更成為藍綠競逐的主軸。但迄今為止，毫無成效可言。

其實，少子化問題在先進國家早已是普遍遭遇的難題，這本是經濟發展自然衍生的後果。隨著所得提高，生活費用不斷上升，尤其是教育與居住成本愈趨昂貴，生養與教育子女的代價加速增高，一個小家庭夫妻二人日日奔忙，生活又多彩多姿，時間成本原已隨著所得水漲船高，可用於生養教育子女的時間格外稀少。因此，除非能將生養教育的金錢成本與時間成本大幅降低，相對地再對生育的家庭給予夠大的誘因，如何扭轉少子化的自然趨勢？

台灣經過十餘年的鼓吹，政客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卻始終去上述目標極遠，生育率自難扭轉。大陸一方面覺醒太遲，卅五年家庭只育一子的積習根深柢固，本難輕易改變，扭扭捏捏的開放政策至今雖已放寬到「三孩」，基本上仍在管制之下；再加上其當局完全昧於經濟提升對生育的自然阻力，只以為一紙禁令的開放即可立竿見影，失之於過度天真。即使想達到台灣如此羞澀的境地，恐怕也難如願。

兩岸制度有別。台灣的政客可以說一套做一套，反正幾年後就拍拍屁股走路。大陸則是極權領導，若真有決心解決問題，就該如前所述，從積極救助婚姻起步，確實降低生育子女的各項成本，再給予二胎、三胎父母足夠強大的誘因，如極其優惠的住房、從幼兒園到大學的種種便利與補貼、極其便利又低廉的托育安排，或許幾年之內可見到生育率的翻轉。畢竟在如此艱鉅任務之前，單靠狗吠火車濟什麼事？